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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日报、新华社就“烟花秀事件”发声，植物学家：生态一旦破坏，恢复或需上百年
转自：长安街知事
全网痛批，但始祖鸟这顿骂挨得不冤。
9月19日，户外知名品牌始祖鸟与艺术家蔡国强在西藏江孜热龙地区（海拔约5000米）完成了一场名为“升龙”的艺术烟花表演。这条“龙”在喜马拉雅山脉腾空而起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惊叹的同时，也在环保领域激起了一场关于艺术与生态边界的重要讨论。
青藏高原被称为“世界屋脊”，其核心保护区生态系统土壤层薄、植被稀疏、气温寒冷，野生动物对干扰高度敏感，哪怕轻微破坏也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恢复。人为环境扰动可能带来长期影响。
有专家指出：“在这种环境下，即便是一次不当方式的露营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，也要几十年、上百年才能痊愈，更何况是大规模的烟雾与噪声污染。”
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。图源：新华社
一般认为，现代烟花燃放时会释放多种有毒物质，包括化学粉末和高氯酸盐等，可能污染土壤与水体。
组织者宣称使用了“可降解”“环保”的烟花，声称颜料为天然成分，残留会彻底清理。然而，“环保烟花”充其量只是污染较少，绝非零影响。例如，美国地质调查局对拉什莫尔山的研究发现，长达十年的独立日烟花表演（1998–2009）使得附近溪流和地下水中的高氯酸盐浓度分别高达54微克/升与38微克/升，而公园外部仅有不到0.2微克/升。这些残留足以影响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甲状腺功能，可能给敏感环境留下长期化学影响，迫使公园在2009年之后叫停烟花。
同时，烟花爆炸产生大量细颗粒物和烟雾，尤其在高海拔空气稀薄、扩散缓慢的条件下，污染效应更显著。有研究表明，烟花可使PM2.5浓度在数小时内飙升数十倍。在青藏高原这种空气本就纯净的环境中，烟花释放的烟雾与颗粒会沉降在青藏高原雪地和植被上，改变局地化学和土壤条件。
青藏高原栖息着野牦牛、藏羚羊、雪豹及多种鸟类，这些动物普遍对噪声敏感。尽管主办方声称采取了设置盐舔等措施，但烟花巨响与强光仍可能惊扰更大范围的野生动物。欧洲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，大雁在新年烟花爆发时集体逃离栖息地，一夜之间飞行数百公里，并在随后数日中表现出休息与觅食模式紊乱。这类“受惊效应”完全可能在青藏高原发生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尽管表演地点植被稀少且在雨季，但烟花火星仍可能引燃高原灌丛或草甸。拉什莫尔山就是因多次被烟花火星点燃小型山火而被迫叫停烟花。虽然此次西藏活动未发生火情，但引火入山始终违背了“预防优先”的生态保护原则。而在高海拔脆弱区，即使是小规模火点，也往往因缺乏水源与救援条件而难以及时控制。
综上，青藏高原烟花秀的生态风险是多层次的：环境污染、空气颗粒物、动物干扰和火灾隐患等。尽管有一定缓解措施，但这样的非必要表演在脆弱生态区本不应发生。正如一位文化产业研究专家所言：“始祖鸟长期强调尊重自然，但此次却以炸山烟花来‘致敬自然’，与其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反差。也提醒我们品牌的责任绝不能停留在口号。”
青藏高原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，在青藏高原燃放烟花的行为也缺乏合法依据——
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》明确规定，需对雪山冰川、冻土区严格管控人为扰动与资源开发，对多年冻土区的重大工程实施严格审批；
《自然保护区条例》及环发〔2015〕57号通知进一步明确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严禁任何开发建设活动，实验区亦不得开展破坏资源与景观的活动；
《环境保护法》所确立的“保护优先、预防为主”原则，在此类极端敏感区域更应得到最严格的执行。
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更是增设“破坏自然保护地罪”，将实施相关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纳入刑法规制范畴；
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，焰火晚会等大型燃放活动必须获得公安机关的许可。
有网友提到，青藏高原在历史文化层面也有特殊意义，这次事件揭示了对历史与文化的漠视，并放大了对环境的冒犯感。
对于品牌而言，通过商业秀吸引眼球，一定要预估商业活动的多重风险，甚至可能是负面效果。或许低影响的方案（如无人机、投影秀）完全可以取代烟火。
对于艺术家而言，敬畏自然生态、尊重历史与文化应当是创作的基本伦理，道歉并不是治病良药。
或许本次事件可能就像一次警钟，引发对国家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保护的集体觉醒，推动中国完善相关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，成为加强对青藏高原相关监管的里程碑事件。
作者：刘大海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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